世界杯赛事正酣，梅西、姆巴佩、哈兰德等群星闪耀。大约一百年前，李惠堂是驰名神州的“球王”，“看戏要看梅兰芳，看球要看李惠堂”的说法广为流传。上一届世界杯期间，摇滚乐队“满天星”在一首致敬球星C罗和梅西的歌曲《10000！》中，表达了对创造过中国足球辉煌历史的李惠堂的怀念。
1942年10月18日，广东梅县公共体育场座无虚席，一场足球比赛定于下午3时开球，但从上午11时半开始，球迷已陆续涌进球场，将体育场的正门和横门木栅挤破。球场内水泄不通，找不到座位的观众心甘情愿席地而坐。
以上情景发生在抗战时期，李惠堂到访梅县引发轰动，万人空巷欲睹“球王”风采。这是李惠堂回馈家乡父老、促进足球交流的生动案例。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县，1905年出生于香港大坑村，曾在五华县锡坑镇家族大屋“联庆楼”度过一段童年时光。青年时代的李惠堂还参加过广东省运动会，他曾记述有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比赛时，众人在场地内一株古树边前后追逐的欢乐画面。
李惠堂与广东的缘分不止于此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峥今年推出专著《“球王”：李惠堂和他的时代》，带领读者重新认识李惠堂的足球生涯和足球思想。赵峥在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专访时表示，李惠堂对于家乡的深厚情感，可以说是生存需要、情感纽带和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体现了近代历史上客家人、广东人逐渐演变中的身份意识和家国情怀。
南都此前报道。
李惠堂事迹被改编成小说电影等
南都N视频：作为体育史学者，你是如何与李惠堂这位传奇人物结缘的？
赵峥：李惠堂在中国是个知名度颇高的体育历史人物。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在课外读物上知道他的名字，了解到他带领中国足球队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事迹。
十余年前，在中国网友为“实况足球”游戏制作的“经典球员”补丁中，李惠堂的综合数值，可与贝利、马拉多纳、普斯卡什和迪斯蒂法诺等世界足坛的传奇巨星媲美，堪称游戏里的“大杀器”。两年前作家余耕出版的小说《为国争》里，也把主人公奋勇拼搏、为国争光的虚构故事，置于李惠堂与中国足球队“为国争”的真实历史之中。
《顶头锤》剧照。
李惠堂在中国香港地区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，其形象和事迹成为港人重要的历史记忆。早在1983年的香港电影《波牛》中，元彪饰演的主人公“李堂”，即是以李惠堂为原型人物。近年来，融合了粤剧和科技元素的舞台剧《顶头锤》，也是以李惠堂带队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历史故事为背景，在以香港和广东为中心的粤语文化圈产生了良好反响。
李惠堂的故乡广东省梅州市，也长期围绕“球王”这一历史上的“乡贤”，系统性地打造“球王故里”和“足球之乡”等文化名片。作为李惠堂的籍贯地，梅州市五华县不仅对李惠堂故居进行修缮和保护，而且在县城中心树立铜像，并将为梅州客家足球队修建的新体育场命名为“惠堂体育场”。2017年，我初次到访梅州，在参观李惠堂故居和观看足球比赛的过程中，感受到“球王”在当地的巨大影响，激发了我研究这一历史人物的兴趣和愿望。
在世界足球运动的灿烂星河中，李惠堂并非一颗举世公认的明星，无法与贝利、马拉多纳等球星相提并论，但他在历史时空中的创造和实践，使足球运动融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，对于通过体育视角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、激励中华民族的奋斗有着独特的意义。
抗战时期李惠堂曾返回故乡
南都N视频：李惠堂出生于香港，出生地大坑村系因广东五华石匠成批来港务工，在此落脚聚居形成的村落。他的经历反映出粤港等地哪些互动故事？
赵峥：李惠堂出生于香港客家人聚居的村落，在广东客家人聚居地区接受了童年的足球启蒙，也受惠于在粤港打拼的客家商人家庭的养育。其一生的事业与情感，都与家乡五华和广东客家人密不可分。他在出版的第一本著作《足球》中，即署名“五华李惠堂”，并使用“五华瘦颊三郎”的落款，为自己的书作序。
五华县李惠堂故居，相传为李惠堂幼年时用来练习射门的狗洞。受访者拍摄
20世纪20至40年代，“球王”在香港、内地和海外的声名鹊起，与梅县足球运动的兴起一道，有力地呼应了客家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，融入了客家人提振族群自信、弘扬地方文化的历史进程。作为客家人的“球王”也在成名之后，以各种方式回馈家乡父老。
1937年，他在香港接待了第二次夺得广东省运动会冠军的梅县足球队，对其进行了技术上的帮扶和指导。全面抗战时期，李惠堂返回家乡，在五华、兴宁和梅县等地举行多场足球义赛，在支援抗战事业的同时，助力了地方体育的发展，增强了客家人的团结。在战后的复杂时局中，李惠堂多次代表嘉应旅港同乡会，与港英当局展开周旋，将维护香港客家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和行动指针。
李惠堂的付出，也得到了客家乡亲的肯定。1990年，客籍企业家姚美良创立的“李惠堂球王奖”，既体现了爱国华侨对中国足球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支持，也代表了客家人对李惠堂爱国爱乡事迹的缅怀。
广东同乡助力“球王”早期发展
南都N视频：据你研究了解，李惠堂对广东的身份认同是否具有时代特性？
赵峥：除了对家乡梅州和客家乡亲的“乡情”之外，李惠堂对于广东也有着强烈的省籍认同。在晚清以前，广东所在的“岭南”常被中原视为“化外之地”。近代以来，广东知识分子在全球化、西方冲击和中国转型的背景下，通过重新诠释地方历史，确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。
李惠堂对于“广东人”这一省籍身份的认同，一方面源于近代以来广东人省籍意识不断强化的趋势，另一方面也与他走出岭南、在跨地域流动的过程中寻求新的身份认同的需求有关。
1928年《良友》所载，李惠堂与历年参与比赛所得之奖品。
其中近代上海的广东旅居者群体，在李惠堂省籍观念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早在1925年来沪之前，时在香港南华队效力的李惠堂，就被上海的广东同乡视为广东人的光荣和骄傲。1925年李惠堂到上海后，落脚于广东俱乐部，居住在广东文化浓郁的北四川路，参加粤籍同乡的社交活动，其最早加入的乐群足球队也是广东人在沪的体育社团。他在来沪以后，通过旅沪粤人的关系网络，与粤籍政要、广肇公所的重要支持者唐绍仪建立起良好的私交。
可以说，是近代上海的广东人群体，助力了“球王”事业的起步和早期发展。“球王”与沪上的广东同乡，也进行了长期的互动和密切的合作。全面抗战时期，李惠堂亦响应政府征召，担任广东足球队队长兼总领队，率队前往桂林参加省际足球比赛。
出品：南都即时
采写：南都N视频记者 马辉
